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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松平的博客

 
 
 

日志

 
 

法律思维的虚与实  

2011-07-26 08:17:06|  分类: 法学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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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接受了良好法学教育的法律人士相比法律外行之人应该具备什么特别的专业素质的话,笔者认为,法律思维的培育和养成当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观察、分析、处理社会现象和问题时,从法律的角度着眼,把握其实质,评判其是非,进而予以妥当的处置。不过对法律思维作这样的解释和说明,仍给人一种说来倒也明白、但用起来则不甚了了的玄虚与隔膜之感。法律思维是否有什么易于为人可知可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吗?笔者经历的一件小事激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笔者所在学校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家中遭遇不幸,经济陷入困境,面临辍学的危险。在危难时刻,他班上的同学发扬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崇高精神,不仅在本班发起募捐,还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组织募捐活动。那天笔者上课经过教学楼大厅时,看到了倡议书,两位同学站在张贴了倡议书的黑板的两侧。读完倡议书后,我随手从口袋掏出20元钱交给一位同学,那同学要我自己将捐款放进募捐箱,并对我说:老师,谢谢您。笔者把钱投进去之后,下意识地认为这两位同学应该还会有后续的举动要我作些什么,可是我站了一会儿看出他俩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由于要去赶课,我就走开了。
 
    笔者当时就想,这两位同学太不“老成”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法存在重大的缺陷。在笔者看来,这种缺陷很可能就是法律思维方式欠缺的反映,一个养成了良好法律思维的人在处理这样的事务时要“成熟”“老炼”得多,作法也会显得更加有板有眼、章法严谨。
 
    首先他会对捐款人的姓名、所在院系、捐款金额这些情况进行认真完整的登记,并请捐款人亲笔签名。这样作在法律上的理由在于,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最有效、最权威的社会规范。法律的这一规范属性,使法律具有两项基本作用,一是指引作用,即指引一般公众积极实施法律允许、鼓励的合法行为,避免实施法律禁止、制裁的违法行为。二是裁判功能,即当社会产生纠纷或者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法律提供了一种不偏不倚居中裁判的标准和尺度,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保护合法利益、制裁违法行为,恢复和维持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无论是事前的指引还是事后的裁判,法律都要求人们在处理具有社会意义的法律事务时作到事实清楚、条理井然。因为如果事实清楚、条理井然,那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很明确,就能有效地预防纠纷的发生,即使纠纷发生,也很容易作出裁决,及时化解社会冲突。否则事实不清不楚、来源不明不白,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明确,极易引发纠纷,造成当事人和社会的损失。
 
    具体到这里涉及的募捐一事,捐款人的姓名、所在院系、捐款金额这些内容无疑是募捐活动中最重要的事实,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就作到了事实清楚、明白。至于请捐款人签名,从法律的角度看,其意义和目的在于表明这些内容得到了捐款人的确认,而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必不可少,只有经过这一环节,前面的事实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否则,组织者自己进行登记,但没有签名或自己代替签名,就无法证明前面的事实的真实可靠,换言之,捐款人的亲笔签名本身就是重要的不可省略的的事实。笔者当时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就是要等那两位同学要我签名,可他俩却由于思维方式上的欠缺,把登记、签名这样的问题忽略不察了。
 
    进行这种登记和签名,只是法律思维指导下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步,于此之后还有后续的行为相跟进。只不过这样的第一步是后续行为的前提,没有它作基础,后续行动就无从谈起。后续的一项行动应该是当募捐到一定时候时,一次或分次将前述登记下来的内容张榜公布。这样作在法律上的理由,一是对捐款人知情权的尊重。捐款人捐款完全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片爱心,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捐款是否真正地、完全地送到了受捐助人的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从捐助款中支付必要的开支,但这种支出以必要为限,而且也要公开、透明。如果不能作到这些,任何一个捐款人都可能会感觉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当然他们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伤害。而要避免这些不良后果,将募捐活动的上述事实张榜公布就成为最好的选择,捐款人的知情权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理由之二是对募捐活动组织者的监督和保护。将上述信息公布,就是将整个活动置于捐款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公众的监督之下,捐款人的款项一分一厘都在榜上得到体现,一眼就可明了,这同样也以看得见的方式构成了对组织者强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不良行为。这样的监督可能会让有的被监督者感觉不舒服,甚至于产生抱怨心理,认为自己是在尽心为他人作好事,可是好心没得好报,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不过从法律的理性角度看,这样的监督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保护,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当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接受监督时,也就将他人可能产生的顾虑、怀疑、猜测消解了。人们就会由衷地赞叹,组织者确实是在为身陷困境的弱者服务,没有掺杂自己半点私心,确实值得尊重和赞扬,而这些不正是对组织者的保护吗?否则不予公布,不接受监督,人们无从知道捐款的去向,自然会在心中产生团团疑云:自己的爱心是否被别人利用以牟取一己之私呢?例如笔者,就如鲁迅先生所讲的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不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自己捐助的那区区20元钱是否被两位同学拿去坐了馆子或者是上网聊天。你不公开,不以这种看得见的方式给我一个明白的说法,我就不可能排除这样的推测,而且你也无法证明我的推测是恶意的推测,或者说,你也就无法更有效的保护自己。
 
    将募捐信息张榜公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参加捐款的积极性。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会认识到,自己不仅受到了尊重,而且是在共同创造一个更有爱心、因而也更美好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当然也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奉献,而不能自绝与这样的整体之外。于是捐款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也就能够募集更多的捐款,更好的解决他人的困难。
 
    后续的另一个行动是在募捐达到一定数额时,一次或分次将捐款送到受捐助对象的手上,同时,还要将记录本、张榜公布的内容一起交给捐助对象。之所以要将记录本、张榜公布的内容一起交给捐助对象,原因一如前文所述,既是对捐助对象的尊重,也是组织者对自己的监督和保护。在法律的视野中,组织者是在为捐助对象的利益而行事,那么他有义务像处理自己的事务那样尽心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捐助对象的利益,至少不能有重大过失。当捐助对象收到捐款以及那一张张清楚详实的流水细帐时,他简直就可想象得到那一个个捐款人名字背后所代表和站立的高大身影、爱的心灵,内心在对那一个个奉献爱心的捐助人充满感激之情外,当然也会发自内心地感激组织者的高尚情操、无私奉献。否则,如果捐助对象得到的是一本糊涂帐,甚至连糊涂帐都没有,那么他心里感激固然归感激,但总挥不去那些似乎是鸡肠小肚式的、但恰恰又是常人难免的种种联想:募集的捐款是否都转交给了我本人?是否被用于其他个人的私利?总之,当组织者——从法律上看,就是捐助对象的事务管理人——不自觉将自己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时,实际上也就将自己置于无法证明自己清廉无私的不利处境。公开的批评和监督也是一种保护,法律的这一原理实际上并不玄妙,从古老的种种育人故事,到当下前仆后继的贪官们忏悔时,极力强调正是监督的缺乏和无力,才使他们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类虽为推卸罪责但又客观有据的表白和怨尤,都反复证明和验证了这一简单朴素的道理和法理。
 
    综合上文阐述的一个掌握法律思维的法律人士在处理募捐事务时会采取的这样、那样的“老成”作法,以及背后的大道理、小道理,笔者认为,法律和法治,是一种将人间事务打理清楚、慰贴人心的事业,在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过程中,对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对权力的监督和保护,进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的合理秩序,就是法律和法治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在追求、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时,以一种公开的、让人看得见的方式来予以体现和保障,两相粘合,就构成了法律和法治完整的、实在的肖像,而这又正是法律和法治的全部精髓。而法律思维,具体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和秩序。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正是建设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也是多数中国人所欠缺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的是情、礼、道德这样的社会规范,缺乏法治的基因,导致大多数中国人不习惯于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思考,法律思维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迷信和崇拜个别领导人,将反腐锄贪寄希望于包公、海瑞,再到有关系就好办事、而不是符合法律的就好办事,如此等等,正是整个社会的法律思维还很稀薄的写照。至于公开的意识,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来实践法治,这方面更是难称人意,人大代表很少和选民交流沟通,预算案对普通公众保密,要求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和公开的法律千呼万唤不出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本人所经历的数学系的学生在组织募捐时行为方式上的考虑欠周,实在是没有接受法律专业教育或法律思维熏陶的普通公民这种法律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而已。而法学教育肩负起培养法律人才,广而言之,培养法治社会负责任的合格公民的重任,不言而喻,对法律学子们进行这种法律思维的教化和训练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笔者在本文开头所主张的一个法律人应该具备的特别素质,正是就当前大多数中国人还欠缺这种法律思维方式的现状而言的,笔者并非主张法律思维方式只能为法律人所垄断,不能被普通人所分享。恰恰相反,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让这种法律思维方式在广大公民的思想观念中深深扎根,在社会生活中蔚然成风,只有如此,法治国家的建设才会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才会稳固、持久、常盛不衰。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美国,法律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已经走出法学院,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社会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这里,笔者不惧崇洋媚外的骂名而引述这一论述——指责和批评别人崇洋媚外总有一种义正词严的道德优越感,这似乎也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是要鲜明的表达笔者的如下观点:社会公众普遍的法律思维是法治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打牢、扎实,法治这一棵在中国尚显稚嫩的幼苗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法学教育就要为法治这株幼苗培土施肥,浇水灌溉,使根基扎牢、扎实。
 
    在接下来的那一次讲课中,笔者联系刚刚经历的事例,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上述所感所思与法学学子们进行交流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讲课结束后看到那两位同学还在那里,我走过去告诉他们作法上的考虑不周之处,并坦言自己对他们的作法产生的“最坏的”“恶意的”推测,两位同学连连点头,一再表示感谢,并说马上改进。而笔者本人,则又一次领悟到了法律、法律思维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基本原理,再一次感受到了法律、法律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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