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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许霆案,司法需要反躬自问  

2011-07-26 11:03:21|  分类: 法务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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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下,许霆案于日前被广东省高级法院发回广州市中级法院重审。有媒体在社论中提到舆论对于此案的广泛介入,有助于法院突破过时的立法规定,以求得判决的现实妥当性;社论还惟恐舆论的批评和质疑被指责为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因而小心谨慎的申述舆论与正义、与司法的亲和性、一致性。(南方都市报18日社论)在本人看来,面对许霆一案的舆论浪潮,司法需要自省,自省如何以自身卓越的专业素养与高度的责任感赢得舆论和社会的尊重,而不是以立法落后或舆论干预为护符。

虽然在目前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结构中,司法处于弱势地位,但是相对于舆论及其背后的普通公众而言,司法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势力量。在舆论既不充分也不强大的当下,触目可及的往往是舆论对司法的无效和无奈,是司法针对舆论的千呼万唤表现出的不为所动。在这样的情境下,与其说舆论在干预司法,不如说舆论在呼吁社会正义。

在许霆一案中,立法也并非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造成判决不公的真正根源。刑法第264条只是规定盗窃金融机构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虽然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或可疑问,但是立法从未说利用取款机故障多取款的,就一定属于盗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惜的是,一审法院简单的一句“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就把这一核心要害的问题一笔带过,将最应该展示自己专业技能的出彩之处忽而不察。其实盗窃罪的特征是什么,它和近似的犯罪如诈骗罪之间的界限何在,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与三角诈骗如何区分等等,都是专业领域里大有文章的题目,不是简单的引用一个条文就可打发的。对于一个合格的司法官员来说,这些问题必须了然于胸,在判决案例涉及到此的时候,也必须达之于笔。可是一审判决对这些专门问题不置一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适用法条,这样的判决从何体现司法应有的专业技能,又哪能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树立自己崇高的独立地位呢?

二审法院的处理也有值得检讨之处。二审法院是以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的。可是,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根本不存在争议,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法律适用及案件定性问题。二审法院为什么以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发回重审,而不是依据诉讼法的规定直接改判呢?要知道,发回重审后,对判决仍不服的,当事人还得上诉,这实际上就增加了一次审理,既消耗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更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作为一个高级法院,对于事实清楚的上诉案件,为什么不凭着自己对法律理论的精深研究、对立法体系的透彻理解,作出掷地有声、令胜败双方皆服的判断?是自信心缺乏,还是顾及司法同僚的情面,抑或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不管哪一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当事人的利益,司法的便民、高效和专业,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尊重和体现。

因此,面对许霆案以及诸多为媒体所曝光的司法不公,司法需要反躬自问:司法应该怎样自处和自强才能回应民众急切的呼吁,才能无愧于所肩负的公平和正义?而对司法的这种责问,舆论和媒体本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因为这是公众的权利。

(这是几年前写的一篇小文章,有关许霆案的刑法规范分析,本人在“许霆案的刑法分析:犯罪之恶抑或普通人的常见过错”一文中予以展开。另外,《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刊发的苏力教授的论文“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在本人看来是对许霆案的司法裁判逻辑进行分析归纳的一篇非常重要、值得特别重视和回应的论文,该文不仅提出了苏力版的处理难办案件的制度模式,还对主流的法治和法学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而在本人看来,苏力的论文中充满了他对该案关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误解和无知,对该案法官的难言之隐的把握完全不得要领,对现实司法的真问题完全避而不谈。对该文的反驳本人另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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